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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八十七章 强硬的哲宗(五) (第1/2页)
宋与西夏第二次平夏城之战拉开序幕。宋军前沿的第十一和十二将只得二万人,在郭成和折可适的领导下顽强抵抗。他们在城墙上用神臂弓射击和在夜间扰敌。据王之望所载,当平夏城处于危急存亡之际,泾原路的军官郭祖德,也是郭成的义兄,建议不顾任何代价以解平夏城之围。副都部署王恩和将官姚雄、姚古都一致赞成,但种朴提议延迟反击。他要求郭祖德侦察敌方兵力,并向在场所有人详细地解释:“夫婴孤抗剧贼,所持以坚士心者,援兵矣。今吾众寡不敌,战而胜,围未必解。不幸小挫,贼驱所获示城市,则士卒解体,谁与守者?且郭公在,城何忧?” 正如种朴所预测,郭成和城内第十一将的四至五千名士兵,造成西夏军大量伤亡。随着天气渐渐转坏,某一晚,党项的楼车遭到强风摧毁。加上西夏军队的口粮已消耗殆尽,看到军队陷于恐慌和无秩序的状态,梁太后痛哭不已,全军在子夜时份撤退。正当西夏军士气下降之际,姚雄和姚古展开反击,派一支伏兵重创敌军。后来,人们问及这个成功的防御心得时,郭成表示他唯一忧虑是救援部队可能过早到来。种朴和郭成之言,解释了章楶的防御战术原则:大抵战兵在外,则守兵乃敢坚壁。 西夏军撤退不久,章楶下令第十一和十二将以骑兵展开快速反击,并增援郭成和折可适骑兵一万。他们将部队分成六个纵队,渗入天都山。受到之前章楶四度越境“浅攻”所欺骗,西夏六路统军嵬名阿埋、西寿监军司妹勒都逋并未预期到宋军骑兵竟然深入攻击。宋军突然杀到,令正在举行猎后宴会的两位西夏监军束手就擒,俘首三千余,获牛羊不下十万。同时,宋军蕃将李忠杰也组织骑兵渗入剡子山,袭击卓罗监军司的大本营,统军仁多保忠仅以身免。 对于是次辉煌胜利,强硬的赵煦心满意足,接受百官祝贺,并厚赏曾布、章楶以及两位将官。郭成罕有地晋升为雄州防御使,折可适为诧州防御使。此外,赵煦命令章楶将这两名西夏将领套上伽锁,用囚车送往开封。章楶以两人具情报价值,恳求皇恩大赦,收归旗下。 宋朝的军事胜利带来国际回响,西夏三度请求契丹军事介入。不久辽朝使者抵达东京开封,促请即时停战。随着形势转变,辽朝干预宋夏战争的潜在动机表面化起来,宋朝灭掉西夏并不符合辽朝的战略利益。进行正式调停之前,辽使透露这次斡旋乃监于西夏的危急情况,要求和解。辽廷的有关决策过程没有清楚记录,但据一些零星资料显示,似乎是一个三重政策。 第一,辽朝乎为促使和平实现,密谋对付西夏强硬派。据宋人谍报,辽道宗不单拒绝西夏军事介入的要求,还派使者毒死被视为好战成癖的战争发动者梁太后。结果,李乾顺恢复亲政,主导和平谈判。 第二,辽朝催促宋朝放弃并归还所有占领的土地、堡寨和州军予西夏,休退兵马,还复疆土,以突出辽朝在两国之上的优越地位。 第三,辽道宗似乎运用了武装规劝政策。他在接近宋境代州的地方巡狩。 宋朝情报指出辽营距雁门关以北只有五至七里。针对这样的形势,开封存在两派意见。宰相章惇建议不用理会契丹的调停,无论是战争抑或和平,应由宋朝决定,枢密使曾布和鄜延路经略使吕惠卿则认为,宋朝应着眼于从西夏身上得到实际利益,不应进一步破坏宋辽关系。 伊始,章惇的建议似乎较具影响力。经过哲宗与章惇、曾布及其余高级官员的广泛讨论,朝廷修正立场,允许:“夏国罪恶深重,虽遣使谢罪,未当开纳。以北朝遣使劝和之故,令边臣与之商量,若至诚服罪听命,相度许以自新。”然而,宋逼澄清辽夏关系有别于宋夏关系,坚持宋是西夏的宗主国。诚如国书所述,辽和西夏是父与子婿的关系,宋和西夏则是统治者与子民的关系。宋朝惩罚子民并不意味着与辽朝对立。而且,国书宣称所有西夏土地都是由宋太宗和宋真宗授予李继迁的。所以如果西夏不打算投降,宋廷仍保留收回统治权的最终权力。又指出夏人反覆无常的态度,“一面修贡,一面犯边”。更重要的是,国书道出准备战争作为战略取向,并非宋朝所创。相反,辽兴宗曾明确地用以对付西夏的侵略,“元昊纵其凶党,扰我亲隣,属友爱之攸深,在荡平之亦可”,而宋朝只不过仿效前者。最后在逗留开封三十五天之后,辽使接受国书而回。 同时,宋朝促请西夏呈上谢罪书和交还两名战犯珪布默玛和凌吉讹裕,作为换取和平的必要条件。在西夏未履行这些要求之前,宋军加快进行横山和天都山的防御工事。亲政后的宋哲宗对西夏政权的强悍可见一斑。 正当西夏兵败平夏城,宋朝全面占据横山和天都山。东路的鄜延路建筑暖泉寨,距离米脂寨东北四十五里。同时,河东路在黄河西岸建置了四座堡寨,加强对横山的控制。 元符二年(1099年)夏,宋朝动员超过十万大军,十天之内筑成另外八座堡寨。结果,鄜延、河东和麟府三路连成一道新防线,沿横山绵延超过三百里,将党项人驱赶到沙漠地带。为巩固对新占领地的控制,宋朝在葭芦寨设立晋宁军。此外,环庆路经略司在横山兴建三座重要堡寨外,另于沙漠边缘、距离前西夏韦州监军司仅十里的地方筑了一寨。 值得注意的是,从宝元元年(1038年)起,宋朝占据原属白豹城和金汤城控制的地带,这两座堡寨牢牢地楔入鄜延和环庆两路之间。完成两座堡寨的工事后,朝廷决定沿用其名,以为纪念庆历元年(1041年)范仲淹关于收复该两座堡寨的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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