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二十二章 名臣司马光（三） (第2/2页)

马光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

    任职五年期间，前后向皇帝上奏疏170余份，先后向仁宗上书“三言“、“五规“，多次上书仁宗解决继嗣的问题，仁宗觉得司马光真心为国家社稷考虑，遂将奏折转至中书省。司马光亲自到中书省催办，直到赵曙被立为皇太子。司马光四十四岁时，擢为知制诰，但司马光不愿就职，他认为这是一个掌管起草诏令的差事，不是他的特长。

    为此他在嘉佑七年(1062年)三月，连上九《辞知制诰状》，说明不适宜任此职务。仁宗皇帝收回诏令，改授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仍知谏院。

    嘉佑八年(1063年)三月二十九日，仁宗驾崩。四月赵曙即位，即英宗。两宫矛盾加剧，司马光看到这种情况，四月十三日进《上皇太后疏》，四月二十七日进《上皇帝疏》，力陈国家当务之急应君民同心、内外协力的道理。六月二十二日，他又上《两宫疏》，指出:“金堤千里，溃于蚁xue，白璧之瑕，易离难合。“皇帝没有太后支持“无以君天下“，太后离开皇帝“无以安天下“。

    十一月二十六日，又写了两封章奏，一封给皇太后，一封给皇帝。在奏章中，讲历史，摆利害，晓明大义，从全局出发，苦苦相劝，终于得到效验。加之英宗的病情也有所好转，使太后和英宗的矛盾趋于缓和。

    从嘉佑八年(1063年)三月到治平元年(1064年)七月的一年多时间里。司马光为消除太后和英宗之间的矛盾，前后共上奏章17封。在五年的谏官生涯中，除了关注社会上层，帮助朝廷解决好皇位继承和皇帝的修身要领、治国政纲等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外，同时也把注意力放到下层人民身上。

    他发出了关心人民疾苦，减轻人民负担的呼声。而且这个思想几乎贯穿在他所有的奏章里。他在《论财利疏》中指出:当今天下最苦的是农民，因为“农民苦身劳力，粗衣粗食，还要向政府交纳各种赋税，负担各种劳役。收成好的年代，卖掉粮食以供官家盘剥，遇到凶年则流离失所，甚至冻饿而死“，建议切实采取一些利民措施。

    司马光反对宫中宴饮和赏赐之风，嘉佑六年(1061年)，他上书《论宴饮状》，恳请皇帝为民着想，悉罢饮宴。他上《言遗赐札子》，反对朝廷不顾国家实际，厚赏群臣。仁宗死后，英宗将仁宗价值百余万的遗物颁赐群臣，司马光也获得近千缗。但这些正确的谏言，因为朝廷腐朽，又触犯一些既得利益者，当然不能被采纳。司马光只好从自己做起，将自己所得赏赐交给谏院为公使钱。

    治平元年(1064年)，司马光上奏《乞罢陕西义勇札子》，他认为当时在边防组织“义勇“使百姓“骨rou流离，田园荡尽“，给百姓带来无穷苦难，希望朝廷审察利害。特罢此事。当朝廷不予采纳时，他又写第二封札子，并亲自上殿面见英宗，他说:要防边必须从将帅军政着手，一味拉夫凑数，只能是“徒有惊扰，而实无所用“。英宗这次略有所动，并把上殿札子送中书省和枢密院商量，但一经商量，方知此事拟议已久难以更改。他又连上六疏，并和宰相韩琦进行辩论，韩琦虽然无言以对，但手中有权司马光也拿他没办法。这次谏言失败后，司马光连上五状，要求降黜。

    治平二年(1065年)，朝廷任司马光龙图阁直学士，仍留任谏职。司马光因对谏官彻底失望了，借机连上三状要求不当谏官，他在奏章上说:“臣从事谏职，首尾五年，自本朝以来，居此官者未有如臣之久。臣资质愚戆，惟知报国，竭尽朴忠，与人立敌，前后甚众，四海之内，触处相逢，常恐异日身及子孙无立足之地，以此朝夕冀望解去。“英宗批准他免去谏职，仍进龙图阁直学士。

    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将《通志》(以《史记》为主，编成《周纪》5卷，《秦纪》3卷，共8卷)进呈英宗。这部书的时间是从烈王二十三年，韩、赵、魏三家分封起，到秦二世三年，秦朝灭亡为止。英宗看后大为赞赏，并给司马光二条明确指示，一是接续《通志》往下编修，二是决定设立书局，并由司马光自择官属，作为自己的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