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二十章 名臣司马光（一） (第2/2页)

跟随父亲走过好多地方，在这些地方访古探奇，赋诗题壁，领略风土人情，极大地丰富了司马光的社会知识。

    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光二十岁，他参加了会试，一举高中进士甲科，从此步入仕林，初任华州(今陕西华县)判官。（任何一个伟大的人物都是一步一个脚印，从基层开始干起的。所以有志于天下的朋友还是要把身边的小事做好了，才能做出更大的成就。安心于小事，目标于大事，才能成功。）此时司马池正任同州(今陕西大荔)知州，两地相距较近，司马光经常前往探望父母。在同州他结识了同科进士石昌言，石昌言早有才名，在同州当推官，虽比司马光大二十多岁，但两人很谈得来，经常在一起交流学问，谈古访今，成为忘年之交。

    宝元二年(1039年)，因父亲调往杭州任职，司马光辞掉华州判官，改任苏州判官。正当他怀着远大的抱负，在仕途上步步上进时，他的母亲病逝了。按照当时的丁忧制度的规定，他必须辞官回家服丧三年。

    在此期间，北方党项族人元昊称帝，建立了西夏国，西夏为了摆脱对宋朝的臣属地位，同宋朝发生了战争，宋朝连连失败。宋仁宗为了加强军事防御力量，要求两浙添置弓手，增设指挥使等官职。司马父子认为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好处。于是由司马光代父草拟《论两浙不宜添置弓手状》，从各方面阐述添置弓手增设武官是不合事宜的。它的主要内容大概是这样写的:

    司马池告诉皇帝，对于您的增兵令，臣不敢苟同，希望您收回成命。臣有五条反对的理由，还望陛下定夺:

    第一、自宋朝建国以来、苏浙一代从来没有增兵之事，此消息一出，“群情鼎沸，毁体捐生，窜匿上泽者甚多”，继续下去，臣害怕“摇动社稷”。

    第二、苏浙地区经济繁华，走私茶、私盐者甚多。臣害怕给百姓武器后会增加犯罪的规模和强度，引起地方动乱。

    第三，征调百姓当兵，靠的是官府的户籍记录，但官府的户籍记录，错乱不堪，重复性太多。臣恐怕在征调百姓时，官员会重复登录，借机敲诈百姓。这绝非危言耸听，因为这些贪官污吏，可是一群“厚利所诱，死亦冒之”的主。

    第四，老百姓是种地的不是职业军人。让种地的去学打仗，恐怕白费力气，只能白费钱财(虚有烦费而与不添置无异)。

    第五，东南地区本来就民风彪悍，有武力割据的先例，随意增加部队，恐激活百姓反叛的基因，招来大祸(**回之心，启祸患之兆)。

    以上五条中，头四条是近忧，后一条是远虑，真可谓有理、有节，绝对是篇优秀的劝谏文章。史料记载，看了司马光书写的文章后，司马池非常认可，并为他写的文章感到骄傲和自豪。由于司马父子向仁宗皇帝上书了《论两浙不宜添置弓手状》与仁宗皇帝的意图背道而驰，所以仁宗皇帝看到上书后十分生气再加上朝廷中一些看皇帝眼色官员的弹劾，最终导致了司马池的被贬。也因为被贬事件导致司马池心情十分抑郁，最终于庆历元年(1041年)十二月，司马池病死在晋州。

    司马光和兄长司马旦扶着父亲的灵柩回到了故乡夏县。双亲的相继去世，使司马光悲痛万分，他叹息“平生念此心先乱”。一下子司马光的父母在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全部离他而去，他成为了没有双亲的刚成年的一个青年，家庭的变故实在是对他打击不小。

    但他在居丧期间，把悲哀化作发奋读书作文的动力，以排遣无尽的悲伤和寂寞。在此期间，他读了大量的书，写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章，如《十哲论》、《四豪论》、《贾生论》，对一些古人古事，根据自己的见解和感受，提出见解。在居丧三年多将近四年的时间里，他了解了许多下层社会生活的情况。

    庆历四年(1044年)，二十六岁的司马光服丧结束，签书武成军判官，不久又改宣德郎、将作监主簿，权知丰城县事。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取得“政声赫然，民称之“的政绩。在工作之余，他大量阅读典籍，写下不少论文，如《机权论》、《才德论》、《廉颇论》、《应侯罢武安君兵》、《项羽诛韩生》、《汉高祖斩丁公》、《甘罗》、《范睢》、《秦坑赵军》等几十篇很有见地的文章。可见司马光的才能主要体现在他的文学水平方面，做一个掌管文化方面的官员可能更适合司马光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