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一十八章 庆历新政（二） (第2/2页)

构中充满了坐食禄米的权势子弟，导致了“荫序之人，塞于仕路“，“权贵之子，鲜离上国“。

    因此要打破或限制官僚贵族这一特权，无疑会因触动官僚贵族的利益而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这就是为什么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首先从经济、军事制度的改革做起，而绕过了澄清吏治这类最敏感的社会问题的原因(当然，这里面亦有减少改革阻力的因素)。

    宋仁宗改革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和军事危机，是要富国强兵。而庆历新政却恰恰触犯了皇室利益。范仲淹、富弼的各项改革措施包括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等，中心思想就是要裁汰不称职的官员，而裁减冗官，精简机构是改革的核心内容。这个大手术当然做不得。

    可是范仲淹、富弼要给北宋做的手术还不止这些，即使是称职官员，也要削减其薪俸，北宋官员的俸禄是古代中国最高的。而且还决定要减少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以解决官多为患的问题。也就是说，全天下的读书人的利益都让改革触及了。因此改革的反对者决不是少数保守派，而是整个士大夫阶层--北宋统治的阶级基础。要改革就要牺牲士大夫阶层的利益，牺牲了士大夫就动摇了自己的统治基础，北宋皇室的政策是抑制武将，其办法一是重用文人，二是实行更戍法，为了皇室利益牺牲了国防，而废除庆历新政，则是为了皇室利益牺牲了改革。

    所谓的“朋党之争”，除了少数锐意进取的有识之士，官僚、地主、富商等既得利益阶层大都满足于现状，只顾个人利益和眼前利益，而不顾国家利益和长远利益，一旦新政触犯了自身利益，他们就坚决反对，群起而攻之。随着新政的推进，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被侵犯所以反对新政的声浪不断高潮，包括受到仁宗信任的宰相章得象也加入反对大合唱，攻击范仲淹等人为“朋党”。根本不了解除皇帝心思的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在面对其他人的攻击时，更是明确承认有朋党的存在，只不过自己是君子之党，一心为国，一心为民。可是他们根本不知道，皇帝可不管你是君子之党还是小人之党，有党必灭啊。所以说以国以家为第一的改革派并不真正的了解最高统治者的心理，以为自己出于公心，一心为国就能得到皇帝的支持，实在想的太过简单。动摇统治权的改革几乎注定就是失败的结局，庆历新政也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更为离奇的是，大名鼎鼎的欧阳修同志更是以一篇大名鼎鼎的千古奇文《朋党论》表明自己对朋党的态度和理解，实在是大大有违皇帝之心意。“朋党”之所以被当作打击的利器，从而引起仁宗的反感与猜忌，因为“朋党“会危及皇帝的权威，触犯其核心利益，危及其统治权。朋党之争，一直是困扰北宋政局的死结，并且延宕到南宋时期。庆历新政因为朋党之争而夭折，王安石变法也因为新旧党争而失败。朋党之说基于儒家思想君子与小人的观念，这是简单对立、非此即彼的思想观念，并不能客观准确地反应人性或人格。在现实生活中，结党的未必是小人，言利或谋利的也未必不是君子。一旦被提升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就会被一些政客用作打击政敌的武器，而且极具杀伤力。所以在现代党派出现之前，所谓的朋党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是为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因为他的发展壮大，最终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新政本身存在的弊端，改革措施“太猛”、“更张无渐”、“规模阔大”。改革的思想动员不够，配套措施不到位，对罢黜官员的安置没有着落，农民没有在新政中得到立竿见影的好处。范仲淹的用人，王安石就曾经批评他“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事实上也确实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范仲淹所任用的推行新政者，往往议论多，而实际行事少，有的甚至好标奇立异发空论，言行不检。例如石介，连拥护新政的欧阳修也觉得他“自许太高，低时太过，……好异以取高”。反对新政的更指责范仲淹等凡所推荐，多挟朋党，心所爱者尽意主张，不附己者力加排斥，倾朝共畏。

    最终因为种种原因，这场从庆历三年九月开始到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历时一年四个月的改革试验活动正式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