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五十一章 颇具个性的王安石（十二） (第1/2页)

    王安石推行的新法“敛财”的实质导致社会基础的丧失。变法的真正兴奋点是富国，而不是富民。王安石的“理财”，实际上主要是在分配领域内损下益上，夺商人、地主、农民之利归国家财政，做到的不过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已。这使他几乎把整个社会作为“取财”的对象，因而在新法推行时，它损害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导致变法的社会基础丧失。变法中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不是依靠发展生产，恰恰正是以青苗、免役等名目“加赋”的结果。变法不是通过做大整个社会的财富来增加国家的收入，不是通过大河有水，小河满水的自然方式来增加财政收入。而是通过一个此消彼长的方式来实现国家收入的增长，肥了皇帝，瘦了臣民，怎么能长久？

    王安石变法总体来说表现的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王安石明知改革“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却在变法中cao之过急。他只认定一个目标，却忽略了在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必然会连带产生一系列问题。在短短数年间将十几项改革全面铺开，恐怕当时的社会各阶级都不见得有这种精神和物质承受能力，于是变法反而陷入了欲速则不达的困境。

    变法过程中政策执行不力。动机与效果的背离，条文与执行的偏差，使一系列变法措施从安民走向扰民。如政府把青苗法利率规定为百分之二十，官员擅自提到百分之三十甚至更高，离谱的高。政府要抑制私商，官员用更坏的官商代替私商，政府要用交钱代替差役，官员就拼命敛钱。无论哪种措施当初的动机有多好，执行的地方官员都可以把自己的私货塞进去最终让新法变成了自己加官进爵的手段，最终几乎所有的措施都完全违背了变法初衷。

    变法中最最大的问题就是用人不当。任何一项措施的落地都离不开人的具体实施。但是变法派人员中，除了王安石的个人cao守尚无非议，其他最重要的支持者与助手如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向等人个人品质多有问题，有的官员在当时就被视为小人。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只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视了活的人事，于是应该由行政技术层面解决的议题便转化为道德层面的问题。变法派在后一层面上与保守派相比立即陷于劣势。

    变法派内部分裂。首先是变法核心人物宋神宗和王安石不能协调一致。当王安石再次担任宰相后，宋神宗对他的态度已经有所变化，即所谓“意颇厌之，事多不从“。王安石看到变法停滞不前，被迫再次辞职。其次是变法派内部出现反对派。许多变法派只从自己利益考虑，而不以改革大局为重，结果使参与变法的人员闹得四分五裂。保守派强烈反对。

    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之争本质上并不是权力之争，而是政策性的争议，并不是要不要改革的争论，而是怎样改革的争论。保守派人才济济，如司马光、韩维、文彦博、欧阳修、富弼、韩琦、范缜、苏轼等，几乎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这么多名人都反对变法可见变法即使初衷是好的，在实施过程中肯定存在重大的问题。上述这些人如果从个人的品德，cao守，学问，各方面来看都要远远超过变法派诸人。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初，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为宰相，新法几乎全被废掉。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然而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法令颁行不足一年，围绕变法，拥护与反对两派就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及斗争。御史中丞吕诲控诉王安石变法十大过失，被神宗贬为地方官，王安石举荐吕公著代替其职。

    韩琦上疏规劝神宗停止青苗法，并且由于青苗法在实施过程中因用人不当确实存在重大的问题。在反对派的巨大压力下，神宗打算同意，执政曾公亮、陈升之等乘机附和，王安石为维护变法虽多方辩驳，但由于客观的损害百姓的事实存在所以神宗虽然支持变法也仍然认为应听取各方面的建议，由此变法派的二大核心人物之间也心生间隙。针对这些不利的情况王安石称病在家，继而请求辞官归隐。韩绛等规劝王安石不能一走了之，神宗为变法的继续进行也挽留王安石，王安石遂陈数朝廷内外诸官互相依附勾结的情况，进言神宗要不畏流俗，心怀天下。

    由于变法存在的种种问题，御史刘述、刘琦、钱顗、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愈都因为与王安石意见不合，相继离开朝廷。王安石很快提升秀州推官李定任御史。

    知制诰宋敏求、李大临，苏颂，林旦、薛昌朝、范育弹劾李定违背孝道，最终皆被神宗罢出朝廷。李定事件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新旧二党为变法与守旧展开了一场不以国家为重的斗争。虽以李定不守孝道为借口，实质上是旧党“非我族类，坚决铲除”的派系斗争罢了。

    综观围绕李定发生的整个事件，其实非常简单，无非就是神宗皇帝想任命一个变法派的大臣。反对派的官员不同意，他们联合起来抵制这个任命，最后把皇帝惹怒了，把奏请不同意书写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