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看盗版去别买 (第2/3页)

靡者，振之以英断；察废弃者，作之以精明。制礼作乐，议法****之所被，与河海而同深；威之所及，与雷霆共迅，一时吏治修明，庶绩咸理，赫然中兴，诚有以远绍先烈，垂范后世也。”

    他说嘉靖帝看到委靡不振的人，就用英明的决断振奋他们；看到被废弃的人，用精明的手段激励他们，制定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振兴礼乐，议定法律。道德所覆盖的，与河海一般深；威力所达到的，像雷霆一般快。

    接下来，这位考生道：“今我皇上，任人图治，日以实政，望臣工矣！而诞谩成习，诚有如睿虑所及者。故张官置吏，各有司存。而越职以逞者，贻代庖之讥。有所越于职之外，必不精于职之内矣。则按职而责之事，随事而稽之功，使春官不得参冬署，兵司不得分刑曹，此今日所当亟图者也。”

    这句话让徐阶一震，因为他说，皇帝是任人图谋治国，日日实行切实可行的治国办法，是将希望寄托在群臣身上。

    所以他的论点，就是帝王之道，在于用人！

    徐阶揉了揉眼睛，又取出水晶镜子，接着往下读。

    “……设置官吏，各司其职。对超越职权逞能的人，就以‘越俎代庖’来讥讽他。因为愿做超越职权之外的事，必有不精心于职权之内的事。按照职权去考核官吏，就是让他们做其职权以内负责的事，再根据所做之事考核其功绩，使春天的官不得参与冬天的公事，管军事的不得再分管刑事的事，这就是现在要亟待解决的问题。耻于言谈而敏于行动，这是自古就有的训导。对那些竞相奢靡撒谎吹牛的，就让他们得到舆论的羞辱。”

    张居正推荐的卷子，他对这篇文章大加赞赏，因为这文章提出尧舜垂拱而治，而天下太平的原因，是在于用人，这个“用人之道”大有深意，文章中的许多观点，都与张居正的主张不谋而合。

    张居正心中又默默回想了一遍，这文章条理明晰，中心思想有四个：第一，要明辨贤臣君子和jianian佞小人。第二，必须设置和选拔好各级官吏，严格官吏的举荐条件，全面了解每个官吏的基本情况，分清优劣，真正做到优胜劣汰，而且对这些官吏要有明确分工，让他们按照职权各负其责，不允许任何人做超越职权的事。

    第三，奖罚分明，对不称职的官吏或贪官污吏予以罢免或贬斥，可以对其他官吏起到警戒作用；对有功之臣给予奖赏，可以为其他官吏树立榜样。第四，培养和教育官吏，就要从基础开始，抓好教育。教育者的任务是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和规范道德水平，以维护和振兴好的社会风气。国家必须下决心培养和磨砺一批管教育的官吏，对他们寄于重托，放手让他们工作，在全国形成认真读书的风气。

    层层立论，犹如涓滴之水汇于东海，让众人连连点头，就像是大冬天饮下一碗热辣guntang的姜汤，让人四肢百骸无不暖意融融。

    然而张居正还看到一点，那就是这文章提到“世不患无才，患无用之之道”。天下的贤才那么多，就是没有去任用他们，他说如果陛下能“慎重名器，爱惜爵赏，用人必考其终，授任必求其当，有功于国家，即千金之赏，通侯之印，亦不宜吝，无功于国家，虽颦睨之微，敝袴之贱，亦勿轻予”，说到了张居正的心里。

    在他看来，如今名爵泛滥，都是因为皇帝滥给恩典，伺候他修玄得当，他就给这些道士、方士超过一品大员的恩典，让这些人位列尚书之上，那天下还有谁兢兢业业为国任事，那还不如都陪着皇帝修玄去呢！

    等到庚戌之变了，皇帝就发怒，说你们这群臣子，吃着国家的俸禄，却不给国家办事，这时候只是斥责大臣，却不责备身边的道士，这些人也领受国家的俸禄恩典，为什么他们不给国家办事？

    “人主之所以驭其臣者，赏罚用舍而已”，赏有功，罚有过，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天下何愁没有贤才任用呢？只不过现在的情况是皇帝赏赐那些没有功劳的人，比如仇鸾，比如邵元节、陶仲文之流；却狠狠处罚曾立下大功的人，比如曾铣，比如夏言！

    文章虽然没有明说，但看的人各有所见，张居正就认为这一句就是在映射如今的朝政，而且正掻到痒处！

    这文章赢得了众同考官的交口称赞，当然徐阶也觉得好，只不过当他看到卷子上出现两次的“尧舜垂拱而治”的话，却不由自主一顿。

    要说历史上皇权集中的时候，皇帝绝不会是“垂拱而治”的，而当人们说皇帝“垂拱而治”的时候，那一定是仁善的皇帝遇到了强势的大臣。

    事实上，华夏上千年来的政治体制，便是君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所以皇帝虽然理论上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但因为有相权的制衡，实际上无法随心所欲。皇权和相权处于一个紧张而微妙的态势，如果皇帝力压群臣，大权独揽，就如同当年太祖皇帝废除统领百官、总理朝政的宰相，加强皇权，将天下威柄于手中，大小事务必须仰仗皇帝的裁决。看上去千年的相权被彻底打死破灭了，但事实证明，相权是永远不会消除的，没有宰相的政府是万万不行的，一个人能力再出众，也无法胜任整个天下的工作强度。

    所以独裁是不可能实现的，辅助君权的相权必然死灰复燃，只不过换了另一个面孔而已。在太宗朱棣的手上，内阁大学士异军突起，被赋予了实际意义上的宰相权力。

    从洪武年间充其量只能算是皇帝秘书、参谋、文书的角色，已经跃升为实质上统领百官、参决政事的宰相，到了嘉靖年间，宰相已经对大学生公认的尊称，甚至皇帝都不避讳以“首相”来称呼自己的阁臣。

    其对大明政治的影响，绝不是相权失而复得那么简单，因为当皇帝重新塑造出相权时，太祖皇帝苦思冥想，精心设置的分权制度，便根本没办法约束内阁的权力了！

    六部的尚书根本不能与大学士抗衡，即使天官有铨选的权力，却也没有几个天官真正敢站起来跟内阁干仗的，这就导致辛辛苦苦集中的权柄反而成全了大学士的强大，其权柄甚至直追宋朝。而大学士们又通过门生和座师的关系，将天下士子、百官牢牢绑在一起，形同政治上的父子关系，他们的真正崛起，就导致原本的皇权受到了挤压，受到了威胁。

    等到宣宗开始，他就发觉到内阁的势大了，于是他便赋予太监们权力，让他们帮自己抗衡内阁，内宫之中设置一个司礼监，又赋予司礼监批红的权力，而宫外一个东厂一个锦衣卫，联合夹击。这一个办法是管用的，因为司礼监照阁票批红，是对内阁票拟的谕旨，用朱笔加以最后的判